沉石/图 真了不起呀，小伙子，帮了我们这么多的忙！ 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爽！
7月22日，深圳大运会骑行志愿者、北京体育大学学生李红涛骑着自行车到达终点——雅典古体育场，这里曾是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地，距离他从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场地——鸟巢出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他与11名骑行志愿者，跨越亚欧两大洲，行程5500公里，像奥运会火炬传递一样，通过骑行，他们告诉世界人民：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要在深圳召开了！
李红涛还有个身份——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艰苦的骑行，是他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寻，也是对志愿精神的温习和延续。
在北京奥运会一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再次关注曾经感动过国际社会的“鸟巢一代”，走进他们的“后奥运生活”。
他们的变化：
奥运经历让我成了复合材料
回忆奥运圣火引燃的激情，是“前奥运志愿者”们的习惯。
“我的制服整整齐齐叠好封存在柜子里，五色微笑圈依然摆放在桌子上，还有170万同道的志愿者朋友。”清华大学材料学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梁苏会笑着说，留下的东西还真不少，有激动的泪水，也有美好的回忆。
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06级学生莫穷曾经是五棵松场馆群的志愿者。“个人的经历变得丰富了”，她这样评价奥运志愿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以往的暑假都是窝在家里看电视、上网，百无聊赖地度过，但是，2008年的暑假让她收获颇多，最大的感受是“学会冷静处理问题，学会受委屈，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在五棵松场馆群三个场馆奔波时，莫穷说最怕下雨天。有一次，一场比赛刚结束，另一场比赛将要开始，一场暴雨不期而至，离场的观众被雨堵住了，挤在观众通道，想进场的进不去，两拨观众加起来好几万人，如果无法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莫穷和她的团队成员们紧急调配了一批雨具，分发下去，特别照顾孕妇、老人和孩子，指挥人群疏散，一场潜在的危机化解了。当然，莫穷和她的朋友们也碰到过想掉泪的事情，比如，场馆的通道是有功能区分的，而且，不能带进食物和水，就有的观众性情急躁，向他们摔矿泉水瓶，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带？为什么我不能走？”莫穷们忍着委屈，解释，安抚。跟刚开始参与志愿服务的一股子热情相比，莫穷已经走得更远了。
“志愿者是复合材料，因为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需要多方面的能力，而任何一种单一的材料都无法具有各种优良性能。”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梁苏会用专业知识来描绘自己，奥运志愿服务让她变成“高强度材料”——能吃苦，又是“戗面馒头”——柔韧性强，还是“变形金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复合材料”的特质让梁苏会找到了让自我飞速成长的强大动力。
就是现在，莫穷还经常上一个qq群，这个qq群是“前五棵松场馆志愿者”网上的家。在这里，莫穷和曾经的“战友”聊聊天、谈谈学习、谈谈工作。莫穷说，做志愿者还有个重要收获，是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来自北京的高校，知识丰富，各有所长，“与你此行的目的相比，与你同行的人更重要”，21岁的莫穷用这样深刻的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收获。
北京志愿者联合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晓红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社会对志愿者形成了空前的认同，加上志愿者在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中表现突出，2008年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志愿者元年”，开启了中国志愿服务的新篇章，10万赛会志愿者、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刷新了奥运志愿服务的历史，也成为推动中国志愿事业前所未有的力量。
张晓红参加过北京志愿者联合会召开的奥运志愿者座谈会，她的普遍感觉是大多数志愿者对曾经的经历很有感情，志愿服务不仅仅是帮助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学生们意识到志愿服务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是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体现，在服务中提升了对国家责任的认识，释放了爱国热情。张晓红特别提到了一点，志愿精神具有多重功能，志愿组织让学生有了团体的归属感，这是除了党组织、团组织之外，新的社会组织在发挥教育意味浓厚的作用。
除了感知自己的变化，曾经的志愿者也在留心志愿事业带给这个城市的变化。学习公共事业管理的莫穷，今年春天特地在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的三个社区做过社会调查，调查对象很有趣——“小脚稽查队”，就是社区维护治安的大爷大妈们。莫穷用自己走访得到的数据，把奥运之前、没有志愿者的治安状况和奥运之后、有志愿者的治安状况作对比，以观察“小脚稽查队”的社会效应。结果让莫穷大为感慨，有了志愿者，确实刑事、治安事件大为减少。
“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这座古老厚重的城市变得年轻了，是体育的美丽，更是志愿者创造的。”李红涛说，北京奥运会留给这座城市微笑的表情，留下几万个蓝立方服务站点，更留给中国热情洋溢的“愿动力”。
他们的脚步：
志愿服务已成时尚生活方式
大卫·布莱特是悉尼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主管，他曾经作为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三次来北京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工作，每次他去场馆，都会问志愿者同一个问题——“奥运结束后，你还会做志愿者吗？”大卫说，自从悉尼奥运会举办以来，澳大利亚的志愿者人数已经增加了25％，更多的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社区或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
“思考奥运前我从哪来，决定奥运后我到哪去，得出的是相同的答案：继续做一名志愿者，做一名永远的志愿者。”梁苏会说，奥运给志愿者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更是把“愿动力”种在了志愿者们心里。
梁苏会到现在还会有个习惯，就是经常查看邮箱，看有无清华紫荆志愿者研究生服务团发来的招募邮件，只要有志愿服务的岗位，该组织都会群发邮件，让每一名研究生都能看到。“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应聘。”梁苏会说。
看了电影《雨人》，梁苏会第一次知道了孤独症。孤独症也叫自闭症，患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他们中有些人天赋异禀。在“星星雨”孤独症研究所，梁苏会第一次见到了患有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都有着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他们被称作“星星的孩子。”
“星星雨”离清华很远，在北京通州区，从学校出发到那里，正好跨越北京版图的对角线。每次去需要换乘地铁13号线、2号线、1号线、八通线，再坐公共汽车，路上接近2个小时。
去星星雨的次数多了，梁苏会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活泼好动，就跟着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脾气暴躁的，时常会发生被抓、被咬、被抢走眼镜的状况。还有一次陪护一个斯文的小男孩，他一直拿着个写字板在写数字：从1到100，写一个让她念一个。如果梁苏会不念他还会拍写字板提醒。一个下午的时光，梁苏会复习了至少3遍100以内的自然数。但是，这些小朋友都不会像常人一样，给你反馈，绝大多数时候，忙乎一下午，他们可能都不怎么理你。
很多人不禁问梁苏会：“连反馈都没有，怎么体味到幸福呢？”梁苏会说，被需要就是幸福。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能体会微笑和感激的反馈。梁苏会的同学去北京平谷区夏各庄中学做志愿外语老师时，有一次，学生们说：老师，你们先别开始，先听我们唱一首歌！接着，全班同学唱起英文歌曲《雪绒花》，非常整齐，一听就是专门练过的。虽然不是梁苏会班级的，但梁苏会跟记者说起时，也是感动的。
志愿者的脚步从未停歇过。
刚刚从川渝灾区回来的莫穷，手机里收到一条短信，：“我成绩不好，加上地震耽误了学习，特别怕什么大学都考不上。”莫穷这样回复：“还有一年，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加油！我们相信你！”短信是重庆巨奎中学的一名学生发来的。在今年7月，莫穷随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赴川渝分团到达灾区的三个中学，用自己当年求学的经历鼓励灾区的弟弟妹妹。莫穷此行还有个重要的目的，是如何普及推广科技志愿者，为此，莫穷特地到长虹科技园区作调研、策划，打算为“挑战杯”大学生比赛志愿者模式寻找思路。
没有了热烈和辉煌的奥运会，“鸟巢一代”也能在平凡中找到需要和快乐，这就是志愿者精神延续的生命线，这就是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但事情也许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顺利。很多奥运志愿者反映说，奥运之后，自己想服务却找不到服务的项目，“没有事情可以做”，热情在消退。梁苏会曾经担任清华紫荆志愿者研究生服务团团长，要保护好清华校园里的“前奥运志愿者”，寻找志愿服务资源、开发志愿服务项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服务团里的助老服务、打工子弟支教等项目，最初只是源于一个线索或者电话，要把它一点点变为正常运行的项目，还有更多更琐碎的工作。奥运后，梁苏会的周末往往在踩点或是做服务中度过。有一次他们接到6个老人的助老服务项目，但挨个打电话给老人才知道，这些只是街道社区报上来的，并没有具体的服务需求，一位老人甚至说，自己并不需要帮助。
日常的志愿服务项目褪去了奥运会的夺目光彩，会真正地回归志愿服务的默默无闻，这考验着前奥运志愿者们的耐心，也带给奥运之后的中国一个艰巨的难题：如何保护好志愿者的财富。
他们的渴望：
打通志愿机制不顺畅的地方
做志愿者并不是没有烦恼。莫穷告诉记者，让她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不快的事是，北京奥运会之前，在网络上，好多人说，怎么志愿者可以发好几套衣服？一套衣服价值多少多少钱。甚至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有人还找过莫穷，想买下她的制服，莫穷感觉不被尊重。
“要建立一种志愿服务成本的理念。”张晓红分析说，志愿服务是免费的、志愿的，但是志愿服务是有成本的，志愿组织的运行需要经费，志愿者保险也需要资金支撑，这包括志愿者在实施行为时基本权益的维护、志愿者对服务对象无意识的伤害等。就拿奥运制服来说，志愿者统一服装、统一标识是国际奥委会要求的，奥运制服、激励的物品（微笑圈等）都单独列支。
张晓红分析说，虽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志愿行为，素来就有助危济贫的美德，也就是国人对志愿行为的公益性和自愿性是认可的，但在组织性上不够重视，容易使得志愿者感觉不到个人的价值。针对此，张晓红建议，政府要给予志愿组织像其他公益组织一样的位置，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支持，因为某种程度上，志愿组织为社会补充了另一种形式的福利，推进了社会风尚，也发扬了传统道德。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投入或者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设立公益基金，制定管理办法，吸收社会资本。现在就有企业想要提供志愿帮助，但只出经费，通过公益组织来做，有点类似“购买服务”。
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作过调查，她发现，班里80－90％的学生想志愿服务，但是找不到渠道。张晓红说，建立立体化的沟通服务与需求的平台非常重要，让愿意提供服务的人找到对象，让想得到帮助的人的需求都能满足，让更多人的志愿热情得以释放。比如，即使一个工作忙碌的人，只能拿出两小时的时间，他也能在社区里很方便找到服务项目，也就是实现“就近就便地提供志愿服务”。
张晓红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她在中国农业大学大一学生中开设了社会实践课，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修满6个学时的实践课程。但是不久，就有学生找到她诉苦：“老师，我去敬老院服务了，希望盖章证明，但是工作人员感觉好像很别扭。”
“到企业实习实践都可以要求证明，为什么志愿服务不行呢？”作为社会公益项目的研究者，张晓红说。志愿服务的非物质报酬性和利他公益性，让大家将志愿服务仅仅理解为奉献爱心、服务他人，殊不知，志愿服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在国外，志愿服务是可计算的，将从事志愿服务的时数，乘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便可计算出志愿服务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多大。要打破志愿服务不可计量的瓶颈，也要打破对志愿服务认识的偏见，认识到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张晓红所言非虚。据统计，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为奥运会付出了545万小时的劳动，折合成可比价值，相当于一亿一千万澳元。
虽然，经过了北京奥运会的锻炼，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志愿者事业。但是，另一组数据不容乐观。据统计，在发达国家，有30％－40％的公民曾经参与过志愿服务，而中国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只有3％。
“这需要我们在组织体系、运行管理、经费投入、思想观念、法律支撑等方面对志愿服务事业有个通盘的考虑，打通体制机制上不顺畅的地方。”张晓红说。
在志愿者队伍里，青少年以其知识丰富、朝气蓬勃且可持续服务时间长等特点，成为较为独特的群体。“要认识到志愿服务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教育渠道。”张晓红说，志愿服务让学生接触到社会各个领域，福利院、社区、留守的老人等，完成一个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但要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视之为业余生活的一种方式，从学校角度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保证志愿者常态化的机制。张晓红说，在很多发达国家，志愿服务被当做公民应尽的义务，申请大学的高中生必须提供社会工作的经历（实习或者志愿服务）。张晓红说，我们也可以采用学分制方式或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多少小时数的志愿经历，使志愿常态化成为可能。
作为志愿者，他们对改进志愿事业也有自己的建议。李红涛说，自己从一进大学时就参与志愿服务，但是发现有的志愿服务并不是充分挖掘他们的特长。有一次，他为一个国际赛事做志愿者，因为比赛之前场地设施准备不足，他和同伴们直接被当做搬运工，他笑言，比赛场上所有超过20厘米以上的器材都是他们用肩膀扛进去的。
而作为志愿者项目的组织者，梁苏会建议，有志愿服务需求的单位要做好设计和规划，志愿者的时间也是有价值的。有一次，北京的一家展览类的单位联系他们，希望招募义务讲解员。一拨同学跑过去参加了部分培训，但是，这家单位又觉得人手不够，继续从别的学校招募，希望把两拨志愿者合起来培训，但是，由于设计不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同学们还在等着。“这特别打击初次志愿服务的同学，让他们感觉不到受重视，加上两个月时间过去了，学业如果不允许，有的同学就选择放弃。这其实非常可惜。”梁苏会还建议，希望有需求的单位能考虑到志愿者在服务期间的基本食宿、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在，梁苏会组织同学们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很多时候是学校在支持。
“无论我将来在哪里，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条件允许，‘志愿‘将是我的选择。”梁苏会说，虽然碰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她相信，志愿的力量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